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新加坡。
总统府的会客厅不大，一张长桌，六把椅子，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。
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，面前摊着一份《槟城空屋》的拷贝盒。
盒子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，是陈启明的字迹：“已阅。第三遍。”
赵鑫坐在他对面，身后是许鞍华和顾家辉。
三个人都穿着西装，但许鞍华的领口有点歪，是早上赶时间没扣好。
她伸手想整理，又觉得此刻动手更尴尬，索性不管了。
李光耀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把自己面前的茶杯，往她那边推了推。
“许导演，”他开口，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，“你电影里那碗药，是真的？”
许鞍华愣了一下。
“苏家青庐那碗。”李光耀说，“干了四十年，碗底还有药渣。我母亲当年也熬过那种药，治失眠的。她睡不着，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。”
许鞍华握紧茶杯。
“是真的。苏家一直保持原样，每周打扫但不动任何东西。那碗药，就放在钢琴旁边的小几上。”
李光耀点点头。
他从手边的文件夹里，抽出一张照片，推过桌面。
黑白照片，有些模糊，但能看清是一间木板房。
门口站着三个年轻人，两男一女，都穿着学生装。
“1942年，我母亲和两个弟弟，摄于槟城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报告。
“我父亲1940年被捕，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逃到槟城，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八个月。1942年日军占领槟城前一天，我们坐最后一班船离开。我那两个弟弟，一个十六岁，一个十四岁。后来一个死于1950年，一个死于1959年。都没活过四十岁。”
他把照片，收回文件夹。
“那间房子，我1980年回去看过。还在，但已经不住人了，改成杂货铺。门口那棵番石榴树也没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你电影里陈国雄三兄弟，站在战机前那张照片，也是在槟城拍的，对吧？”
许鞍华点头。
“我认出那架飞机的型号。霍克‘角斗士’双翼机，英国造，1939年卖给中国空军十二架。我那两个弟弟，当年在槟城码头见过这种飞机降落，回来跟我讲了一晚上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草坪上，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，剪刀咔嚓咔嚓响。
“我为什么看三遍？”
他转身，看着赵鑫。
“第一遍看历史。第二遍看人。第三遍看自己。”
赵鑫没说话。
李光耀走回桌边，重新坐下。
“你那个‘五感’的说法，很有意思。”
他拿起许鞍华面前的剧本，翻到最后一页，“‘听觉：沉默的共鸣。触觉：纸的纹理与重量。视觉：并列的冲击。味觉：中药的苦与未完成的甜。嗅觉：茉莉花香与硝烟味的撕裂。’”
他合上剧本。
“我母亲在槟城那八个月，每天做三件事：熬药、写信、等船。药是给我父亲熬的，但送不出去。信是给我父亲写的，也寄不出去。船等到了，但父亲没等到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。
“她后来告诉我，那八个月的气味，她一辈子忘不掉。中药的苦，海风的咸，樟脑丸的冲，还有夜里偷偷哭的时候，自己眼泪的腥。”
许鞍华的眼眶红了。
顾家辉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慢慢擦拭。
赵鑫看着长桌上那张黑白照片，忽然开口。
“李先生，您刚才说，那间房子1980年回去看过。”
李光耀点头。
“门口那棵番石榴树，您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吗？”
李光耀想了想。
“树干上有一道疤。我弟弟爬树摘果子，摔下来磕的。”
赵鑫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照片，推过去。
是《槟城空屋》里，那个中年人膝盖的剧照。
特写，一道旧疤。
李光耀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把照片，放回桌面。
“这个镜头，我第二遍看的时候哭了。”
他的声音还是很平，但眼眶有点红。
“我弟弟摔下来那天，是我背他回家的。他在我背上一直哭，说哥我疼。我说忍忍，快到家了。他说妈会不会骂我？我说不会。他说那你能不能替我挡着？我说好。”
他停顿。
“他1950年死的时候，我没能背他。他在缅甸，我在英国。电报到了三天，我才知道。”
长桌安静了很久。
窗外园丁的剪刀声，一下一下，像在丈量时间。
陈启明轻轻推开门，端进来一壶新沏的茶。
李光耀摆摆手，示意他放下。
他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端起来，没喝。
“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你那个问题，我今天给你答案。”
赵鑫看着他。
“被踢出家门的孩子，怎么自己建一个新家？”
李光耀把茶杯放下。
“不是建一个家。是建一个让以后的孩子，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“我1965年独立那天，在电视上哭，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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