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纸上还有几处留白。他正在想排水的问题——广场是平面，雨后容易积水。需要在石板下埋渗水层，但用什么材料填充，他还没想好。
“二少爷。”
楼下传来轻轻的呼唤。是藏书楼的管事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惊动书架上的灰尘。
“老爷让您戌时过去一趟，商队那边有信带到。”
杨定军放下笔。窗外天已经暗了，暮色四合，远处的河面泛着铅灰色的光。
他收拾图纸，起身下楼。
杨亮的书房里点着两盏油灯。
老人坐在案后，面前摊着几封信笺。杨保禄也在，靠在窗边，手里端着碗茶。看见弟弟进来，他抬了抬下巴，算是招呼。
“坐。”杨亮摘下老花镜，“乔治从科隆回来了，带来些消息。”
杨定军在父亲对面坐下。杨保禄把茶碗推过来，他接过，没喝，等着下文。
“商人那边，传话的效果不错。”杨亮拿起一封信，“乔治这趟带了十七个人来——八个石匠，四个木匠，五个泥瓦匠。还有三户整家的，男女都有，会种地。”
“安置在哪儿了？”杨定军问。
“东山坡那片临时窝棚。”杨保禄接话，“按你规划的，四十号到四十八号位。昨天刚到，正在熟悉环境。”
杨定军点点头。他设计的临时安置区，现在住了一百七十多人。窝棚不够住，有几户自己动手在旁边搭了草棚，他也没赶。只要不占用规划中的道路和排水沟，搭棚可以，但要登记。
“还有，”杨亮打开另一封信，“苏黎世那边传话过来，说格里高利主教想捐一笔钱，帮我们重修教堂。”
杨保禄冷笑一声：“他倒是会挑时候。”
杨定军没接茬。他知道那座小礼拜堂——沃尔夫冈神父主持，募捐一直不顺，至今还没封顶。现在洪水退了，主教想起“捐款”了。
“回绝了？”他问。
“没。”杨亮说，“我让乔治带话回去，说多谢主教好意，但盛京有自己的规矩——所有捐款必须公示来源和用途。如果主教愿意按这个规矩来，我们欢迎。”
杨定军沉默。他知道父亲这是在划边界——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但你想把手伸进来，不行。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他问。
“有。”杨亮看着他，“你那个广场，画得怎么样了？”
杨定军一顿。他没想到父亲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。
“还在画。”他说，“排水层用什么填，我还没定。”
“碎石掺粗砂。”杨亮说，“工坊烧窑的废渣也行，吸水快，又轻。”
杨定军愣了愣。他在书里查过几种方案，但书里说的是另一种世界的材料。父亲说的，是眼前这个时代、这个山谷里能找到的东西。
“我试试。”他说。
“不是试试。”杨亮看着他，眼神平静，“是就这么干。你画了快三个月了，再画下去，河都要结冰了。”
杨定军想辩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父亲说得对。
“后天开始施工。”他说，“先铺台阶基础，再夯广场地面。排水层同步做。”
杨亮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重新戴上老花镜，拿起另一封信，继续看。
杨保禄走过来，拍了拍弟弟的肩：“行了，回去睡吧。玛蒂尔达该等急了。”
杨定军走出书房时，外面已经全黑了。
秋夜的风从河面吹来，带着水汽和草木的凉意。他站在内城门口，没有立刻往家的方向走。
远处，新集市还有灯火。那是几间铺子在连夜赶工——商人急着恢复经营，多干一天就少亏一天。更远处，临时安置区的方向也亮着零星的灯，像夏夜的萤火虫。
他忽然想起十六年前的秋天。那时候他刚进学堂，每天跟一群半大孩子认字、算数。学堂是间草房，下雨漏水，冬天漏风。父亲站在黑板前，用炭条写字，写一笔，掉一层灰。
现在学堂有三十七间屋，两百多个学生。教书的先生从父亲一个人，变成六个。最年轻的先生是他当年的同学，施瓦本山区来的孤儿，如今能读写拉丁文和法兰克语。
他又想起码头。十五年前，码头只是河岸上几根拴船的桩子，货卸下来要用人背。现在码头有三座吊装架，最大的那座能吊起半吨货。栈桥长六十丈，同时停六条船不拥挤。
这些变化，是二十几年慢慢积累的。但洪水退去的这两个半月，变化的速度突然加快了——像河水冲出峡谷，流速骤增，裹挟着泥沙奔涌向前。
学堂里多了二十几个新孩子，都是从东山坡临时安置区来的。那些孩子刚来时瘦得像柴，眼神躲闪，不敢说话。